三、2019年債券及相關產品違約情況分類特征及原因分析

　　2019年共200只債券違約，與2018年的174只相比，違約總數有所上升。從違約債券余額規模來看，2019年債券余額規模約1535億元，較2018年1579億元略有下降，說明2019年債券違約總數雖有所上升，但余額規模略有好轉。

（一）分類特征情況

1、債券違約行業分布情況

　　從違約行業分布看，2019年債券違約涉及行業包括材料Ⅱ、多元金融、房地產Ⅱ、公用事業Ⅱ、技術硬件與設備、零售業、媒體Ⅱ、耐用消費品與服裝業、能源Ⅱ、汽車與汽車零部件、軟件與服務、商業與專業服務、食品飲料與煙草業、制藥生物科技與生命科學以及資本貨物行業共15個行業。其中，資本貨物、材料Ⅱ、零售業違約數量較多，分別為56只、32只、25只，占總違約數量57%，違約涉及余額分別為512億元、248億元、135億元，占總違約余額58%；資本貨物行業無論是違約數量還是債券余額均處于最高。

2、債券違約區域分布情況

　　從違約區域分布來看，2019年債券違約涉及的區域包括北京市、福建省、甘肅省、廣東省、河北省、河南省、黑龍江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吉林省、江蘇省、遼寧省、寧夏回族自治區、青海省、山東省、山西省上海市、四川省、天津市以及浙江省共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。其中，江蘇省的債券違約數量最多，27只，其次是北京市和山東省，均為26只，浙江省22只。從違約余額來看，北京市債券余額最多，達317億元；其次，江蘇省違約余額為191億元，山東省違約余額148億元，浙江省136億元，北京、江蘇、山東和浙江四個省份違約余額達到了2019年違約余額的52%。

3、債券違約主體分布情況

　　從違約主體分布來看，2019年度信用債違約主體包括地方國有企業、民營企業、公眾企業外資企業以及中央國有企業。其中民營企業從債券違約數量和違約余額來看均占主要部分，違約數量占總數84%，違約余額占總違約余額76%。違約主要原因來看，融資難、流動性危機及經營困境是2019年債市違約主要因素。值得注意的，中央國有企業以及地方國有企業在2019年均有發生違約，說明央企和國企同樣存在信用違約風險，并非完全剛性兌付。

　　此外，從2019年全年主體評級預警行業看，金融業、工業和可選消費行業是主要預警行業；區域分布來看，廣東、江蘇、北京、山東等區域是債項評級風險預警較高的地方。

（二）違約原因分析

　　外部環境來看：我國經濟基本面仍面臨下行壓力，貨幣政策穩健寬松，中美貿易談判長遠看仍存在不確定性，銀行負債成本易上難下，股債蹺蹺板效應，甚至不排除基建和房地產增速的回暖。

　　企業內部環境來看：大部分民營企業普遍受限于現金流緊張、流動性危機等問題，違約主體的杠桿率仍處較高階段，融資難、流動性分層危機及經營困境是造成2019年違約的主要因素；此外，結合違約公司經營情況來看，主營孱弱致業績變臉、高質押率、高對外擔保、短債高的主體應保持警惕。而就信用債市場自2018年以來出現的集中性風險暴露而言，主要有以下原因：

　　1.2015-2016年是公司債發行擴容的大年，由于多數債券在第三年底設置了回售條款，而在2018年債市違約風暴的背景下，選擇回售的投資者愈發增多，債券到期量大且回售總額大，是違約數量偏多的一大原因。

　　2.公司債大幅擴容使發行主體在完成籌資后，進行了較為激進的產能擴張及對外投資，而三年的時間完全無法達到投資回收期，A股商譽在這一背景下也屢創歷史新高�！岸藤J長投”成為了這一類擴張激進企業違約的核心原因。

　　3.2018年違約主體中上市公司 占比大幅提升：股價大跌導致實際控制人股權質押比率高的上市公司出現爆倉，在負面信息不斷、內外交困之下，再融資 渠道被鎖死，公司難以借新還舊，最終資金鏈斷裂，出現違約。

　　4.2018年違約主體中民營企業占比很高：由于民營企業違約出現了很多實控人違規操作、財務欺詐、誠信及法律意識淡薄等一系列問題，市場上投資者對民營企業債券 發行一時有著“風聲鶴唳”般的投資心態，資質偏弱的民營企業再融資一度難以為繼，進而違約高發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2019年延續了2018年的違約態勢，繼續呈現大規模的信用違約。